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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和谐与社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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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浓厚的文化渊源，符合周易精髓。本篇文章是在2004年3月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国际易学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国际易学与当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 “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已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 ——和谐。”（[英]A.J.汤因比） 提要：当代世界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趋势，诸如：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高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生态环境劣质化的趋势，文化上磨合沟通的趋势，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趋势等等。其中，形成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念之间的磨合沟通，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有所差异，也各有长处。有差异，就有矛盾。因此，在世界上不同文化磨合沟通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局部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摩擦和冲突。然而，从世界发展的大方向来看，这些摩擦和冲突不过是支流而已，文化发展的主流应当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自觉地了解和弘扬崇尚和谐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文化，崇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发展，世界和平。 1．保合太和 儒家和道家共同尊为经典的《周易》（汉代称作《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总源头，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典。其核心内容，即是阴阳之和，阴阳变易。《周易·乾·彖传》曰：“保合大和”。南宋哲学家朱熹注曰“大音泰，后同。……大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今通称“大和”为“太和”。王弼、孔颖达皆以太和为高度的和谐。张载以阴阳二气处于最高的和谐状态为太和，并称“太和”为“道”。朱熹发挥张载的太和说，以太和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王夫之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气论学说，以阴阳二气合一之实体为太和，所谓“太和，和之至也”。（[2]第1页）张载，王夫之宣扬太和，所强调的是：世界万物虽然各有差异、相反相争，然而，相反相成，相灭相生。总体而言，相资相济，相互补偿是主要的，对立面之间的和谐是运动变化的源泉和归宿。正如王夫之在《周易外传·说卦》中所说：“天地以和顺为命，万物以和顺为性。”（参见[4]第185-186页）。金景芳、吕绍刚释曰：“保为常存，合为常和。‘保合太和’，使太和之气常运不息，永远融洽无无偏；万物得此气以生以成。”（[3]第14页）纯阳不生，纯阴不长，阴阳合而万物生。以天地自然为模本的《周易》六十四卦，就是以象征纯阳、纯阴的乾、坤二卦为开端的。其余六十二卦，皆为阴阳交合的产物。此外，在卦爻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内卦与外卦中两相对应的爻画，分别为一阴一阳者，称之为“相应”。“相应”，即是阴阳之和。“和，相应也。”（[汉]许慎撰：《说文解字》）这种崇尚和谐的思想，是易学哲学的精髓，也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2．知和曰常 《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之道禀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而产生第三种中和之气，由中和之气而产生万物。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形成中和之气。 中国文化将和谐视为世界上常住而有效的自然规律，并以能够认识这一规律为明智，即所谓“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合”与“和”通。“夫合者，和也。乃阴阳相合，其气相合。”（《三命会通·论支元六合篇》）“天人合一”实为“天人和一”。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人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应当效法自然、遵守自然规律。否则，不了解自然规律，而又强作妄为，就会招致凶险的后果。所谓“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自然界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自然规律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不为人间的明君而存在。也不为人间的昏君而消亡。人在自然规律面前，顺之者吉，逆之者凶。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杰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 3．和实生物 中国文化还将对立双方的和谐相处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国语·郑语》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庄子·在宥》曰：“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吕氏春秋·有始》曰：“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荀子·礼论》曰：“天地合而生万物，阴阳接而变化起”。《大戴礼记·哀公问》曰：“天地不合，则万物不生”。《淮南子·泰族训》曰：“阴阳和，而万物生矣。”《周易·系辞传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泰·彖传》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王充曰：“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妻合气子自生矣。”（[1]第277页） 4．以和为美 在中国文化史上，还形成了以“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并认为：天地自然之间的美没有比和谐再伟大的了。所谓“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自然界是如此，人类生活、社会生活也不例外。汉语中的“和”字，有多重含义。就其哲学内涵而言，除了有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阴阳之和”的意思之外，还有“合适”、“恰当”、“适中”、“无过无不及”的“恰当好处”之意。儒家所崇尚的“中道”和“中庸之道”其义相通。此处的“中”字，有善守“天极”（所谓“度”）而保持无过无不及之最佳状态之意。《周易》贵中、贵正、贵时、贵和、贵廉、贵信。其中，贵和是根本。在“三才之道”、“六位成章”的易卦爻位中，有“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周易·系辞传下》之说。二、五爻位适值下卦、上卦之中。“适中”为“和”，以“和”为“好”，以“和”为“善”，以“和”为“美”。在这个意义上，通常所说的“见好就收”，并不是要人做了一件好事之后就不要再做好事的意思，而是要人凡事都要力求“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并遵守“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有时的原则，从而达到并维持一种“无过无不及”的最佳状态。否则，就会“泰极而否”、“乐极生悲”、“物极而反”，以至于“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所谓“知止可以不殆。”（《老子·三十二章》）知道适可而止，就可以避免危险。“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礼的作用，以凡事做到恰到好处最为可贵。古代那些圣明君主治理中家的方法，其美妙之处就在于此；他们大事小事都要做得恰当。若有做不到的地方，那是由于只知道为和谐而和谐，而不知道用礼去加以节制，这样也是不可行的。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论语·为政》）所谓“不逾矩”，即是“止其所止”、“止于至善”。乾、坤两卦中“用九”、“用六”的哲学内涵，就是要人善于把握分寸而不走极端、凡事不要过度。所谓“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与‘太’通，引者注）。”（《老子·二十九章》）如此行事，就会生活得有板有眼、从容不迫。此所谓“从容有常”（《礼记·缁衣》）、“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尚书·周书·君陈》）。庄子曰：“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庄子·秋水》）鱼儿出游从容；谓之鱼乐之美。人的行为能够达到“从容有常”、“从容以和”的境界可谓人乐之美。 “崇尚和谐”的思想观念，包括天地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人际之和、万邦之和等等。这种观念，对中国社会的许多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 1. 天人之和的环保意识 中国文化把循环往复视为根本的和谐。所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表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复命”者，循环行复也。这里是指天地万物的循环往复运动。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大”即是“道”。“反”与“返”通。这里指的是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原的“道”的循环往复的。既然如此，按照师法自然的思想观念，人也应当“反本复初”、“返朴归真”，即回归到无人力强加妄为的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这里是以“自然”、“无为”为“真”，以违反自然的“人为”为“伪”。在汉字中，“人”与“为”合在一起就是“伪”。要“返朴归真”。就要求逐步地去掉那些违反自然、违反规律的人为因素。即所谓“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章》）求道的过程，就是使自己违反自然的思想和行为一天比一天减少的过程，减少而又减少，一直到顺应自然境界。这样，就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了。然而，今天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平衡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大都是由于不当的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罗马俱乐部的主席奥尔利欧·佩奇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向人们惊呼：“失去了平衡就意味着大难临头”，“无知、狂妄、浅薄、愚蠢，都将招致大难临头。”（[6]第20页、第9页）这里所说的“无知”，首先就是对自然界和谐发展规律的无知。 2. 崇尚和谐的修身之道 中国文化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强调“三纲”、“八目”。“三纲”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三个基本原则。“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个步骤。（《礼记·大学》）“八目”之中，“修身”是根本。前三目是修身的方法，后三目是修身的目的。修身之道，讲究的就是一个和字。即所谓“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流”（《礼记·中庸》）。修身中的养生之道，讲究的是“身心之和”以及和于天地之气的“天人之和”。所谓“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人的七情六欲，讲究的是“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 3. 追求和谐的齐家之道 中国文化，格外重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重要性。齐家之道，讲究的是“家和万事兴”。家庭的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夫妻之道，讲究的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诗·小雅·常棣》）。把夫妻之和比喻为声乐之和，是非常恰当的。声乐之道，即是合和之道。所谓“音声相和”（《老子·二章》）、“乐以道和”（《庄子·天下》）、“乐以发和”（《史记·滑稽列传》）、“乐以和其声”（《史记·乐书》）、“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吕氏春秋·大乐》）、“和六率以聪耳”（《国语·郑语》）“和顺积中，而英发外”、“乐者，天地之和也”、“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记·乐记》）等等。在中国从民间到皇家，都很重视家庭生活中的夫妻之和。 否则，就会内患丛生、祸起萧墙。这种意识在皇家建筑中，就有非常形象的体现。在北京就故宫的内廷中，位于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是乾清宫和坤宁宫，面北而视，下乾上坤，小往大来，是泰卦的格局。泰卦乃天地相交、阴阳之和、阴阳二气通畅之意，象征着皇家的夫妻之和。夫妻关系的自然内涵是男女关系。男女之道，讲究的是“以和为贵”（《玉房要指》）、“神和意感”（《千金要方·养性》）。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房中养生术，历来主张：夫妻之间，应效法天地阴阳之和，而进行和谐的性生活；两性相交，要情投意合、神和意感、以和为贵。并认为：和谐的性生活可以养性延年，不和谐的性生活则能够伤神夭寿。甚至主张“取鳏寡而合和之”（《管子·入国》） 4. 和气生财的经营之道 生财之道，讲究的是“和气生财”。商业或企业的经营，在法律上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然而，在指导思想上则以追求买卖双方相应之和为最高境界。《子夏传》曰：“利，和也。”《周易·乾·文言传》曰：“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义者，正义、合理、适宜之谓也。商品的质量可靠、品种齐全、价格合理，商家的经营合法、待人诚信、言语和气，是买卖双方达到相应之和的基本前提。言为心声，心诚则言和。经商，又叫做“生意”。“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汉]许慎撰：《说文解字》）诚心正意、严守信用、态度谦和，才能做成生意；信用可以赢得人心，人心就是市场。即便是生意不成，还有人情在。否则，贪心不足、不讲信用、言语失和，就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儒家文化讲究“君子生财取之有道”，而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不义之财。子曰：“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中国历史上，经营有道并获得巨大成功的著名商人大都是儒商，诸如范 （陶朱公）、子贡（端木赐）等。就儒学而言，这恐怕是不无道理的。 5. 政通人和的为政之道 为政之道,崇尚的是“政通人和”、“内和而外安”。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的皇家建筑上就有所体现。清顺治二年（1645年）曾将明末宫城内中轴线上的一些建筑的命名做了大的改动。改动之后，更加体现了崇尚和谐的文化内涵。例如，将“皇极殿”、“中极殿”、“华盖殿”分别改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将“皇极门”改为“太和门”，象征“君臣之和”。将通向文华殿的“会极门”改为“协和门”；将通向武英殿的“归极门”改为“雍和门”（乾隆元年即1736年又改为“熙和门”），象征“文武之和”、“将相之和”。这样，宫城之内前朝的三大宫殿以及三大宫门皆以“和”命名，接连用了六个“和”字。在易学象数中，阴爻称六，以六为顺。与宫城之“六和”相应的，是皇城城门命名之“六安”，即“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六六谓之大顺。上下四方谓之“六合”，六六又象征天下和顺。其中蕴含了“内和而外安”的政治内涵。 富国之道，讲究的是“百姓时和”。《荀子·富国》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源浑浑如泉源， 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又曰：“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中国是较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国家，长期的农业社会使人们懂得一个道理，这就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然而，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就是“靠天吃饭”。农业生产，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以天时地利而论，庄稼的春耕、夏锄、秋收、冬藏，都有严格的节气限制，而且，庄稼是风媒花，水是农业的命脉，没有及时的和风细雨即所谓风调雨顺，不会有好的收成。以人和的因素而论，最重要的生产法则就是“顺应天时”、“不误农时”。否则，也不会有好收成。所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与此相应，还要有顺天应民、廉洁奉公的国家领导和有利于百姓生存发展的良好政策。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七十五章》）所以，圣人云：“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五十七章》）我不扰民安、不伤民财，人民就自然会富起来。《周易·节·彖传》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否则，即便是在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下，在违背天时、劳民伤财的人为政策的不断折腾下，人民也会陷于穷困之灾。天灾与人祸，是有区别的。不能把人祸说成天灾。能够将天灾与人祸区分开来，就可以说是达到最高境界的人了。《荀子·天论》曰：“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这里说的“天人之分”，指的是天灾与人祸的区分，而不是什么与“天人合一”相对立的意思。 6. 以和为贵的交际之道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之道,讲究的是“和为贵”。伦理之道，讲究的是君臣之和、父子之和、兄弟之和。《墨子·兼爱中》曰：“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天下之害也。” 君臣惠忠，父子慈孝，兄弟之和。邻里之道，讲究的是“和睦相处”。与国之道，讲究的是“协和万邦”（《尚书·虞夏书·尧典》）、“万国咸宁”（《周易·乾·彖传》）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要做到“协和万邦”，就要处理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老子·六十一章》曰：“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以取信于小国；小国对大国谦下，也可以取信于大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能够相互谦让、互相信任，各国之间就可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否则，谁都不得安宁。 7. 崇尚和谐的用兵之道 中国文化蕴含着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念。儒家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同时也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道家主张“无为”、“不争”，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三十一章》）。墨家倡导“兼爱”、“非攻”。就兵家而言，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就为主和平解决争端，反对轻易诉诸武力和发动战争，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并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诚。攻诚之法，为不得已。”（[5]第13页）用兵之道，讲究的是“内和而外威”，主张“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5]第427页）中国的兵法还将“不和”列为十四种“战患”之一。（[5]第109页）中国古代，称“军门”为“和门”。所以，崇尚和谐也是中国军事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即便是不得已而要动武打仗时，也主张坚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则“师出有名”，“师出有名”才能“得道多助”，“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以力服人”不如“以理服人”，有所节制方能“止于至善”。 基于上述观念，中国文化对“武”字有着深刻的理解。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当楚庄王在 地（郑国地名）大败晋军之后，其部下潘党曾向他建议说：君王何不收聚晋军的尸体来建造一座京观（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以使子孙不忘先人之“武功”？对此，楚庄王引经据典地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其中说道，从字形上看，“武”字是“止戈”的意思，从前周武王打败了殷商之后，要求人们将“干戈”与“弓矢”收藏起来，而把美好的德行作为保卫社会安定的有效方法。所谓“武”包括“禁暴、戢兵、保大、定戈、安民、和众、丰财”。即：制服暴乱；停止战争；保持强大；建立功业；安抚人民；团结群众；增加财富等七项内容。所以，武功应该是指：对外保持独立、富强，对内保持安定、和平。《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记载的向戎的弭（制止，平息，消灭）兵（战争）运动，也是维持和平的一种尝试。 1. 顺应人心，天下和平 《周易·咸卦·彖传》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按照这种理解，没有战争并不等于就是和平，如同人体没有疾病并不等于就是健康一样只有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能够感动普天之下的人心，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民本主义，即：国以民为本。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虞夏书·五子之歌》）。那么，怎样才能感动人心而做到本固邦宁呢？其一，是发展经济，使人民富裕起来，民富才能国强。《周易·系辞传下》曰：“天志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住。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以仁爱之心博施济众，才能保得政权稳固；使人民获得财富，方能产生凝聚力以聚敛民心。其二，是不伤民财、不拢民安，使百姓安居乐业。所谓“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周易·系辞传上》）其三，与人民共甘苦，“吉凶与民同患”。（《周易·系辞传上》）平时能够使人民衣食无忧、生活安定，战时能够以人民的喜悦与否为依据来做出决定。这样，国家需要出力的时候，人民就会不辞辛劳乃至舍生忘死。所谓“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周易·兑彖传》）其中，“说”与“悦”通。其四，执法如山，公正严明。所谓“明罚敕法”（《周易· 嗑·象传》）、“刑罚清而民服”（《周易·豫·象传》）如此等等。古人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周书·酒诰》）“监”与“鉴”（镜子）通。意思是：人不要从水中看自己，应当从民情中看自己。儒家的亚圣孟子，曾将民本主义发展到了顶峰，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一国之君，能够顺乎天时、应乎民心，可称之为明君。否则，就是昏君。明君治国，会赢得天下太平。昏君误国，会招致天下大乱。在君主时代，恢复天下太平的办法，就是进行社会革命。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革·彖传》）当代世界，已经进入和正在进入民主时代。中国古代所说的“民主”，如《尚书·周书·多方》中所谓“天惟时求民主”的民主，指的是民之主。西学东渐以来，在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意义上的民主，指的是民做主。就国家领导人的历史更替而言，前者靠的是暴力革命，后者用的是和平普选。从暴力革命到和平选举，是社会历史的进步。然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就世界范围而言，也应当是如此。从以强凌弱到和平共处，从依靠战争开疆扩土到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从武力对抗到平等对话，从技术崇拜到人文关怀，从企图一国称雄称霸于世界到学会尊重世界各国的共同组织即联合国的民主决策和顺应世界人民的民心民意，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历史的进步，不可阻挡，现在，依靠军事手段解决国际战争的作用和影响力正在下降。各国政府的领导人，都以反映全世界人民热爱和平的心声、代表普天下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乃是共同赢得并保持全世界范围内真正而持久和平的重要前提。 2．有反有仇，仇以和解 中国文化对于人世间因利益而产生的仇恨和冲突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即所谓：“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相反相仇则恶，和而解则爱。”（[2]第25页）诚然，复仇也有正义与非下义之分。即便是正义的复仇，人们也不主张世代为仇。故而，民间有所谓“冤仇可解不可结”，“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说法。纵观历史，世代冤仇，长期争战，终非结局。《孙子兵法》曰：“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5]第6页）当战争双方打不下去时，总要通过和谈来解决争端。和谈，就是互相让步。只有互相让步，才能解决争端，故而称作“和解”。互相让步，是以互相谅解、互相宽恕为前提的。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的学说，概括而言就是“忠恕”两个字。忠恕，是仁的体现。仁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否则，冤冤相报，长期争斗，冤仇就会越结越深，从而积重难返，吃亏受害最深的则是双方的平民百姓。因此，“化干戈为布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开通豁达精神，一直为中国百姓所称道。 中国有一个“大风与太阳”比赛本领的寓言故事。其意是说：有一天，大风看到一位少年在地上赶路，于是就对太阳说：“我的本领很大，我能把他的上衣吹掉。”接着就鼓起肋帮子使劲的吹了起来，结果是风吹的越大这位少年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裹的越紧，因此大风始终都没能将他的衣服吹掉。太阳看了之后哈哈大笑，说道：“让我来试试吧。”说完话就发出了强烈的光和热，结果，这位少年由于热得汗流浃背而难以忍耐，最后就把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这个寓言中，蕴含着一个天人之和的自然哲理，这就是：违反自然的“人为”，不如顺应自然的“无为”。这种推天道而明人事的中华文化的智慧，告诉人们：解决任何问题，若是顺应自然而从“治本”入手，则标本兼治；否则，若是违反自然并停留在“治标”的水平，则难以奏效。 3.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中国哲学对于“和”、“同”关系的表述有一个发展过程。先秦时期所谓“和而不同”的“和”，是含有差异的辩证的同一性；所谓“同则不继”的“同”，是不包含任何差异的抽象的同一性。后来东汉思想家王充做出了新的表述，指出：“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中有离。”（[1]第2页）“合”与“和”通，已如上述。这里所说的“同”与“合”都属于辩证的同一性。这就是说，“志同道合”实际上也是包含差异的。所谓“大同必有小异。”（[2]第25页）求同存异，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沟通、互相谅解、加强团结、赢得和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也因此而具有较大程度有宽容性和兼容性。例如，在中国的许多寺庙内，可以看到儒、释、道三家共居一室而相安无事的局面。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宗教文化的国度里，都是难以想象的事。又如，中国政府所倡导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共识，并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在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展望未来，人类刚刚迈进的二十一世纪，是世界各国家进行自我调整、重新组合、激烈竞争并在竞争中进行合作的世纪，也是霸权主义相对衰落、单极世界独木难支、多极世界相继形成的新的世纪。在新的世纪中，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世界潮流，将会变的更加强大。世界文化是多样性的，犹如自然万物一样。那种想用一种文化传统、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思维方式乃至一种生活方式强加于世界各国人民的企图，永远是行不通的。著名的英国万史学家A.J.汤因比，早就对那种认为“只有一个社会——我们的西方社会”的“文明的统一”观点进行了批评，并指出：“这样一种文明统一的理论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近代西方历史学家受了他们的社会影响而误入了这一歧途。”（[7]第45页）他还讨论了“走向社会和谐的不同途径”问题。（[8]第412-414页）诚然，人类走向真正意义的“社会和谐”，至今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面对这一复杂而艰难的历史重任，正如本文开头引用A.J.汤因比的那段话所提醒的那样：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就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而言，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实际上，中西文化各有所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自然无为”、“以和为贵”、“执中含和”、“和实生物”、“求同存异”等），与西方文化的优秀传统（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思想、效率观念、竞争意识等）之间，在排除偏见、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互通有无乃至珠联璧合，必将在环境保护、经济合作、学术交流、文化发展、政治对话、军事克制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东汉]王充著.论衡[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第1版。 ［2］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 ［3］金景芳，吕绍纲著.周易全解[M]，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4］朱伯昆主编，王德有，郑万耕，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M]，修订本，九州图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5］《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释[M]，解放军出版社1986第1版。 ［6］《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的一百页》[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7］[英]汤因比（A.J.Toynbee）著，曹未风等译.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M](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8］[英] 汤因比（A.J.Toynbee）著，曹未风等译.A STUDY OF HISTORY历史研究[M](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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